试论从生态文学批评角度解读D·H·劳伦斯的《蛇

  试论从生态文学批评角度解读D·H·劳伦斯的《蛇》的论文论文摘要: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话语和批评方法正日趋成熟。本文旨在采用生态批评视角,重新审视d.h.劳伦斯的《蛇》中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征服、统治自然观”与“生态整体观”两个方面,探索《蛇》中蕴涵的生态思想和劳伦斯对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 论文关键词:《蛇》;生态文学批评:人;自然 深受浪漫主义思想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d·h·劳伦斯于192年完成的诗集《鸟·兽·花》以隐喻和象征的手法勾勒了大量丰满的动植物形象,其中的树木、花草、家禽、野兽均富于情感和灵性劳伦斯赋予自然以生命的血肉,通过将自然人格化,发现人与自然神秘的联系方式。其中的名篇《蛇》寓言般地讲述了文明人面临大自然的困惑与踌躇,初始本能的敬畏与随后心中敌意的“教化之声”形成本诗的张力,诗人最终在赎罪与自省中呼唤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建立。历来评论家已采用原型批评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等方法分析过该诗。本文采用生态批评视角,重新审视《蛇》中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引发对人类文明与人自身的反思,从而挖掘出劳伦斯对“征服、统治自然观”的批判和“生态整体观”(hoistithought)的呼唤。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态运动的导火索《寂静的春天》(1962出版了,这本绝不“寂静”的书,引发了美国当代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inliteraryecology)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即“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Www.11665.coM到1993年,生态文学研究成为公认的批评学派。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并在前言中指出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只脚踩着文学,另一只脚踩着土地;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国内学者则进一步诠释为:“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评,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并最终以弘扬关怀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为归宿。 英国著名的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思想根源。”海德格尔便把拯救地球生态危机、拯救人类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艺术上。在他看来,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而d.h.劳伦斯早在诗篇《蛇中对陷入迷途的人类文化发出了相同的探寻,并呼唤自然与人和谐关系的建立。 一、《蛇》中的人与自然 《蛇》作于1920年7月意大利西西里岛,是根据劳伦斯个人的真实经历写成。在一个炎热夏日的午后,蛇与“我”都前往“我的水槽”找水喝。他先到达,安静、惬意地先喝起来,“我”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我”很喜欢“他”,像一位安静的客人;来“我的水槽”喝水,“这是我的荣幸”。而“我”的耳边却不断地响起“教化的叮嘱:“一定要杀死它!”,因为西西里岛金黄色的蛇是有毒的尽管“他”举止温和,这条毒蛇仍可能威胁“我”的生命。当“他抽身离去时,“我”捡起一块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变调的暴力之声划破了午后的寂静,也打破了“我”与蛇之间的默契。“他闪电般地缩进了“黑洞”里,留下“我”为自己的卑鄙行径忏悔、祈祷。劳伦斯的《蛇》寓言般地道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企图唤醒人类及早为自己对自然犯下的“罪行”赎罪。 “蛇”在诗中是一个神秘、安宁、沉静、优雅、有王者风范的“他者”,从“燃烧的大地内部钻出来的“他恰恰象征着大自然披着大地的色泽,“他从暗处土墙的裂缝中爬下,/拖曳着黄褐色的松弛的软肚子”,“他像土地一样发褐,像土地一样金黄,”,“黄褐色”“发褐”、“金黄”,这是大自然的颜色。他“拖曳着”松弛的肚皮来做客又“拖曳长长的、绕成曲线的躯体”而去,悠闲且自在;“轻柔地啜饮着”水,“静静地流入”长长的躯体,“沉思了一会儿又俯身去喝了一点”,“安静地来到这儿做客,……然后平静地、温和地离开”,宁静而优雅;“慢悠悠地转动脑袋,/慢悠悠地,慢悠悠地”,“不慌不忙地进入黑暗”,“对我不予理睬”,“像目空一切的神”,庄严、冷漠、神秘。“他”正体现了大地、大自然的特征,沉静又玄秘蛇与“我”同前往“我花园里的“水槽”喝水,仿佛伊甸园里的“蛇”和亚当一同前去领受“上帝的恩赐”。“蛇”与“我”到达“水槽”的先后关系正与上帝造物顺序的先后相对应:“我”只是一个后来者,先有大自然,再有了“我”——人类。上天的恩泽是赐予大自然与人类双方的,本应当像“蛇”那样恬静、知足地享用甘泉,而狭隘自私的人类“教化”遮蔽了人们的天性,置上天的恩惠(“水”)于不顾,-,只想消除“异己”,甚至不惜将恩赐与“他者”一同破坏。“我环视四周,放下水罐/我捡起笨重的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因而,《蛇》中反映的“我”与“蛇”的关系正隐喻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存与利益关系——人类在征服、戕害大自然的同时也辜负了上苍的恩泽。 全诗共有74行,l9小节;前l2节的节奏和谐、自然流畅,是大自然的韵律;第13节到l6节峰回路转变得突兀、急促,是阴谋凶杀的变奏:结尾的3节在“我”的孑然而立中变得低调、阴郁。可即使在娓娓道来的前12节中,“我”内心仍然充满了“杀还是不杀”(又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蛇”的冲突。人类的常识和“教化之声”扰乱了、打破了、直至最终征服了“我”发自天性的对自然的友善和敬畏。“但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喜欢他”;“然而,又传出了声音:‘假若你不害怕,你就得把他处死!”’;“是否出于懦弱,我不敢把他杀死?/是否出于堕落,我盼望与他交谈?/是否一种羞辱我竞感到光荣?/我感到如此光荣”。心中的两个声音在交战,“我”在踯躅、迟疑中被撕裂,举棋不定。然而,对不能征服自然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诱使“我”在“他”转身离去时,放下“水罐”,拾起“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目睹无辜的客人仓惶而逃,“我的良知受到了极大的谴责,并意识到自己的“卑贱”、“粗暴”和“低劣”。在塞缪尔·柯勒律治《古舟子吟》中,老水手因宰杀了自然的象征一“信天翁”,致使全船遭到灭顶之灾。“我”的恐惧与悔恨正是源于老水手的教训。“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老水手宰杀信天翁、背叛神圣的自然之神是多么的类似,而老水手的悲惨遭遇极有可能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我”的困惑和挣扎源于内心深处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即两个自我的冲突,“自然和谐的真我”最后还是被“独尊文化的俘虏”说服了。在《蛇》中,开始“我”手持“水罐”,后来拿起“木材”(我环视四周,放下水罐/我捡起笨重的园木),“木材”和“水罐”,实际上象征着人在处理自身和大自然的关系中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与价值观。从生态文学批评视角看,即征服、统治自然观与生态总体观 二、“征服、统治自然观 《蛇》中的“教化之声”正是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以人类利益为万物衡量标准的认识论与价值体系的反映,即“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反映。而“我”既无法挣脱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维定式,又逃不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图固。“我”只得听凭“教化之声”的诱导,一步一步由敬畏发展到不安,最后甚至企图控制歼灭自然。而在“我”亵渎了“我的蛇王”之后,会“立刻感到懊悔”,“憎恨我自己,憎恨可恶的教化之声”。这时,劳伦斯对人类“征服、统治自然观”的批判立场已经表露无疑了。 “蛇”在基督教语境下的文化内涵与诗中温良、无辜的形象形成鲜明反差,并达到了良好讽刺效果。劳伦斯通过在《蛇》中渲染基督教文化氛围来昭示犹太一基督教在人们思想中深远影响力和控制力。《蛇》开篇便为读者展开一副《创世纪》里伊甸园的画卷,“蛇与亚当(“我”)的邂逅,似乎有着不祥的预兆。由于“在《圣经·创世纪》中记载了蛇在撒旦唆使下,诱惑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创iii1-24],毒蛇亦常致人于死地,蛇遂成为魔鬼、邪恶的象征。[太xxiiit4;罗xv120;林后xi3]。”全诗两次提及“蛇”是“大地躯体内燃烧的大肠”,暗示了地狱的意象。而从地狱来到地狱去的“他”(“冒出/回到地下”)也成了邪恶的撒旦一冥府之王的象征。加上金黄色的“蛇”又是“有毒的”,“我”似乎有了充足的“文化与“科学”理由去“惩奸除恶”。否则,“我”就不是男子汉,而是不能捍卫人类“尊严”的懦弱、堕落的胆小鬼。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就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指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基础”,“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蛇”的偏见的另一来源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善恶观,即“我”所谓的科学主义的理由一“因为在西西里,黑色的蛇是清白的,金色的/蛇是有毒的。”人类认定自身利益便是世界上最高的利益,评价善恶也完全以人类的利益为尺度,所谓的“益鸟”、“害虫”、“毒蛇”都充盈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诗中的“蛇”只是安静地来找水喝,喝好了就如“醉汉”般心满意足地离开,对“我”都不多看一眼,更没有对“我”吐芯形成威胁。然而,在人类利益的“法庭”上,“他”是条毒蛇这一事实,便已经构成了死刑的宣判,“我”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人类文明的“教化”,向“他”下了“毒手”。 “我”与“他”(“蛇”)一直是二元对立的主体与容体,名义上我们是主人/客人,而“我”内心深处却一直认定“他”是入侵者,这正是劳伦斯要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想。《蛇》开篇第一句“一条蛇爬向我的水槽”,认定“他”是一个小速之客,侵犯了“我”的领土。“我”还反复强调“我的水槽”,“别人超前到我的水槽”,而我“必须等待,必须站住等待,”因为“他”比我先到“我的水槽”。“我”两次用到“必须”一词,充满了怀疑与义愤。全诗中“我”一直难逃敌视、孤立“他”的声音的教化,视“他”为异己,企图控制、掌握甚至消灭。人类“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想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敌对和陌生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并非在地球生态圈的统一体中进行考察,而是被割裂了。白然也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仅仅成为人类的对应物存在于宇宙中,为人们征服、利用、改造甚至消灭。特瑞·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theideaofculture)一书中强蒯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二冗对峙的两面,而是相互包容,互为弥补的一个整体。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生态批评“其特点是强调……自然环境及其文化的内在关系,建构自我的同一性,并由这种内在联系超越二元对立。“正如格雷恩·拉夫(lovc,glen)所指出的,生态批评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提倡一种“自然导向的文学”,“重新估价自然”,这种文学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必要纠正”。劳伦斯的《蛇》便不失为这种文学的典范。 三、“生态整体观” 在劳伦斯的《蛇》中,“我”通过不断的自我格斗获得对自我的超升,并唤醒了自身的赎罪意识。《蛇》还启示我们:惟我独尊的文化思想只会蒙蔽我们渴望与自然融合的天性,给人们留下无奈与悔恨除了对“征服、统治自然脱”的批判,劳伦斯同时也呼唤着一种共存共荣的“生态整体观”的确立。“我希望他能够吲米,我的蛇呀。”这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呼唤。贯穿全文的“他”最后变成了“我的蛇”,称呼的转变标志着“我”跨越了二元对的樊篱,将大自然(“蛇”)与自身视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共分享上苍恩赐的同盟者。 尽管“我”对蛇下了毒手,最后“我”足在深深的自责中祈求“蛇”的复归,以求得“与人生的君主交往的机会”。“我矗刻感到懊悔。/我想到我的行动是多么粗暴,多么卑鄙!/我憎恨我自己,憎恨可恶的教化之声。/我回想起了信天翁的故事。/我希望他能够回来,我的蛇呀。”不仅在结尾处“我”公开呼唤,实际上无意识中“我”早已有了“生态整体观”的萌芽。 《蛇》的开篇,蛇和“我”碰巧同时前往水槽喝水,这时的“我”和“他”是平等、独立的个体,从句式上看,“我”还出现在“他”之后。“我”目睹“他”先到达“水槽”,自己还像对待客人一样礼貌地排着队。此外,蛇在“我”的眼中,完全不露狰狞,而是斯文、高贵、神秘的客人:“像一位安静的客人”;“像目空一切的神”;“像一个国王/像一个流放中的国王”:“人生的君王”“我”对“蛇驹尊重、敬畏之情溢于言表,而平等、和谐的“生态整体观”.正是建立在“敬畏生命”的基础之上。从生态整体观出发,作为神学家、哲学家和医生的史怀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敬畏生命、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中的大事,因为“在构成大自然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员中,人是惟一拥有理性的存在物。然而,人拥有理性并不是大自然赋予人凌驾于其他存在物的一种特权,而是赋予人维持大自然存在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神在《创世纪》中对亚当的嘱托是“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造者希望人类作一个合格的守护者与牧羊人,照料大地。堕落后“我”只有在“赎罪”中忏悔,摈弃人类狭隘、骄横的文化观,将自己看成万物的“守护者”而非征服者、掠夺者,才能与“蛇”(自然)真正建立起和谐自在的关系富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的生态文学,用崇生、惜生、护生的想,使文学承担起社会责任,让读者在审美的享受中得到精神的华。生态文学批评致力于在文学中探索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反观自身文化的利弊,发现一条自然、人类、社会和谐共存共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本文运用生态批评的理论与方法重新解读劳伦斯的《蛇》,进而从“征服、统治自然观”与“生态整体观”两个方面,探索《蛇》中蕴涵的生态思想和诗人对全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当然,劳伦斯的生态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还并不成熟。在《蛇》一诗中,劳伦斯对处于危机中的人类文明,仍然只停留在鞭挞、忏悔、呼唤的层面,既没有提出系统完整的生态伦要点,也没有指明解决的途径。而不可否认的是,劳伦斯崇尚自然的思想仍然为后来的生态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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