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新闻主播在伤痛新闻中的叙事策略

  试探新闻主播在伤痛新闻中的叙事策略

   黄艳艳【摘要】感官主义的盛行,使得新闻主持人在叙事策略上往往采取夸张的手法,无意中造成对受害群体的二度伤害。本文试着在国内法律政策未完善的情况下,探讨感官主义盛行背景下,新闻主持人如何在伤痛新闻中更有效地叙事,避免感官主义在屏幕消费中恶文化的蔓延。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关键词新闻主播 伤痛新闻 叙事策略

   人们在灾难发生时特别需求获取资讯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感。在这种心理机制下,伤痛新闻往往有很大资讯需求量。从目前对伤痛新闻分类看,往往由两类组成,一是天灾,二是人祸。这两者对民众皆有“邻避效应”,因为与观众生活息息相关,往往得到强烈关注。但是在传播中观众过度的视觉消费,使得伤痛新闻在伦理上存在恶质文化倾向。因此,这种危机传播报道研究一直为传播学界所关注。学者一方面从伦理角度来研究,如许琼文《新闻记者采访报导受害者应面对的新闻伦理:多元观点的论证》一文建议增加采用倾向于义务论,及现代康德主义中尊重自我决定为采访受害者的伦理哲学基础,发展出符合情、理、法的采访原则。①黄冠华《幻想与旁观他人之痛苦:媒体感官消费的精神分析考察》采取精神分析观点切入旁观他人痛苦的议题,进而探讨病态公共领域中相关集体感官消费的心理意涵。

   当涉及到他人苦难或创伤的感官消费不必然造成创伤的冲击,而是建立在幻想屏幕与旁观者的安全关系里。②另一方面具体分析新闻灾难报道,如林照真《台湾电视新闻之灾难报导:以“莫拉克”风灾为例》以电视新闻为研究对象,电视新闻虽关注灾难议题,但受制于政治意识型态现象极为明显;灾民未必反对悲情式的报道方式,并认为记者报导有助于引发政府关注。然而灾难新闻报导旨在商业竞争,已忽略灾难传播应有的社会责任。③但是涉及新闻主播在伤痛新闻中叙事策略,目前尚未有研究者进行系统研究。

   媒体在伤痛新闻发生时,存在角色定位问题,这些定位直接影响着新闻主播在叙述中的策略。如定位媒体在灾难中作用是提供真实信息告知观众灾难事实与后果,那么新闻主播在叙述策略中应该采用客观真实语言进行叙述。如定位媒体在伤痛新闻发生时有监督作用,那么新闻主播在叙述中语言应该中立,尽量少用煽情语言。但是媒体本身在叙述中需要观众注意力,在收视率至上的现实情况下,很多电视台新闻主播往往采取讲故事叙述,运用感官主义原理让观众参与进来,通过叙述,使观众产生移情、认同、投射。因此感官主义往往在灾难新闻播报中存在泛滥现象。由此,新闻主播在伤痛新闻中的叙事策略不得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新闻主播在叙述策略上必须减少感官主义运用,减少感官语言的运用。感官主义过度运用容易使得新闻客观性真实性降低。媒体在灾难事件中有两个角色。一是报道现场情况;二是提供信息。提供信息一般采用正常叙述策略。但是报道现象,往往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制造感官经验。运用戏剧手法重新排列采访内容进行播报,在叙述节奏上进行煽情。就是说,媒体在制码过程中是有选择性的,要制造焦点。追求新奇险怪的,形成眼球效应。但是,将新闻当故事,往往会损害新闻本身。“第一,将新闻当成一种‘故事’,我们不但得正视新闻‘故事’如何反映真实或追求真相的问题,更促使我们思及‘如何可能(或不能)’的问题,以及各种解决之道;第二,论及新闻‘故事’的影响力,我们不但重视新闻如何传递事实,也须关注新闻如何‘感染’阅听的‘涉入’程度。亦即新闻故事不但得‘真’,还得‘好’。新闻工作者得学习如何说一个与阅听人有关,诚实、可信,又能激励人心的‘好’故事。这些,都直接涉及新闻伦理议题。”④同时,媒体追求灾难新闻重新回放,重新再现。灾难新闻中喜欢对“受害者”采访,受害人报道能影响阅听人情绪。“Aust 与Zillmann 的实验研究就指出,同样一则新闻,受试者观看的版本若是受害者十分情绪化,则比观看非情绪化受害者版本的受试者,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比较大,也觉得自己比较容易受到类似的风险,情绪上也受到影响比较容易沮丧,尤其是女性和同理心较高的。”⑤因此,新闻主播叙述策略上往往会对受害者进行过度采访,不断播放受害者镜头,使得受害者更容易受到二度伤害。因此新闻主播在播报时必须更人性化处理语言与镜头,避免对受害者的二度伤害。同时有个问题必须考虑到,在叙述上通过各种手段再现灾难。这种再现灾难,对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有多大影响呢?有学者研究,“以感官制作形式对信息处理的影响而言,新闻配乐、播报的干扰性旁白、引导性字幕、音效、快慢动作、转场效果等常见刺激阅听感官经验的制作手法,确实引发较高新闻注意力且提高新闻辨识程度;但新闻过度包装的代价,便是阅听人对新闻正确回忆程度随之降低。”⑥因此,新闻在叙述语言上,应该避免对原始事件过度感官阐释,尽量运用客观中立语言阐释伤痛新闻。

   二是处理好新闻主播在伤痛新闻中的定位。新闻主播也是电视媒体特殊符号塑造角色之一。这个角色本身也是叙述的一部分。如雅安地震,某电视台主持人穿着婚纱出镜播报,被称为“最美新娘”,某卫视让嗓音已经沙哑的主持人播报。这些事件往往容易引起争议。这种让新闻主播置于新闻灾难中,往往会转移观众对灾难本身关注。新闻必须专业化,新闻主播在播报时候,不能成为新闻事件风景之一。如雅安地震中,婚纱出镜播报,往往使得观众焦点集中在新闻主播身上,而忽视了其播报内容。中国青年报《震区没有“最美”标签,只有职业精神》:抗震救灾这一主旋律之下,渴求所谓的‘正能量’便成了一种趋势,发现和挖掘所谓的典型人物和模范先进,便成了舆论宣传的一种定式思维。给孩子喂奶的女民警,有可能被冠以‘最美妈妈’;站在岗位上坚守的战士,有可能被称为‘最美战士’,自然,披着婚纱上阵的电视台主持人,也很容易成为‘最美新娘’。道德的荣誉如此轻易就可以获得,其实已经形成了误导性的错觉,并让一些人的行为,背离了基本的常识。”⑦因此新闻主播自身定位上必须专业化,减少转移伤痛事件本身的焦点。

   三是新闻主播叙述策略上必须处理好媒体与社会关系。在去中心化、多元化的社会中,灾难新闻往往存在消费与感官的博弈现象。“对于旁观他人苦难的新闻膻色腥现象,我们总是遇到两难。一方面,我们听到从公共领域观点要求媒体自律的呼声甚至祭出行政力量加以管制,这些响应不外乎站在象征秩序上希望对此‘脱轨’现象进行压抑,藉由控制生产以达遏止消费的目的。另一方面,‘新闻自由’与‘消费者至上’的口号则成为感官新闻生产的避风港,满足消费者感官欲望的同时得到经济利益。” ⑧同时在灾难面前,媒体有时候存在尴尬,如雅安地震,各方评论媒体角色的错位,媒体有添乱的行为, 如报道煽情报道,“×× 加油!”“××不哭”“××挺住”之类。被批评没有专业化报道,提出要有适度管理秩序。整合有效社会资源,使得伤害在可控的范围内最小化。“从灾难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媒体本来就被视为是可以影响民众如何准备、或是响应灾难的主要管理工具,而且因为媒体与阅听众关系的建立,可以使孤立的个人在灾难发生期间,能够感觉到与外界的联结。Burkhart 也认为在准备期间,大众媒体是个人响应的重要参考因素,例如个人撤退的决定,就与大众媒体的报导很有关系。但在灾难来临后与重建时期,媒体的报导对灾难管理未必都是助力,媒体角色与灾难管理部门未必可以兼容。”⑨因此,新闻主播必须在叙述策略上针对各种场域需求,减少娱乐化语言,减少煽情语言。用专业语言来播报灾难事件,能够起到镇静作用。

   “传播原则在于强调避免持续大量且负面的报导,因其易使媒体信息模糊混乱,更易引起公众负面情绪。为了有效预防灾害的损失,危机传播策略中也应更为重视媒体,并在相关报道中采取清楚而有同情心的披露策略。就危机发生地的媒体而言,由于灾难影响较为长期,故持续控制议题,并视民众需求的变化来提供相关信息,乃属当务之急。”⑩因此不可否认,在灾难中媒体起着重要角色。但是,媒体客观性报道能起到为民众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甚至对伤痛者还具有抚伤作用。因此,媒体在描述灾难情况时,应通过新闻主播叙述,呈现真实灾情,使伤痛者在报道中获得精神力量,重新获得人生力量。而不是通过感官呈现,背离新闻主播专业路线。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参考文献

   ①⑤许琼文,《新闻记者采访报导受害者应面对的新闻伦理:多元观点的论证》[J].《新闻学研究》,2009(7):1-55

   ②⑧黄冠华,《幻想与旁观他人之痛苦:媒体感官消费的精神分析考察》[J].《新闻学研究》,2013(7):91-126

   ③⑨林照真,《台湾电视新闻之灾难报导:以“莫拉克”风灾为例》[J].《新闻学研究》,2013(4):141-185

   ④江静之,《在新闻“故事”之后———新闻叙事技巧与伦理》[J].《新闻学研究》,2009(10):347-353

   ⑥王泰俐,《电视新闻‘感官主义’对阅听人接收新闻的影响》[J].《新闻学研究》,2006(1):91-133

   ⑦堂吉伟德,《震区没有“最美”标签只有职业精神》[N].《中国青年报》,2013-4-23

   ⑩柯惠新、刘来、朱川燕、陈洲、南隽,《两岸三地报纸灾难事件报导研究—以台湾921 地震报导为例》[J].《新闻学研究》,2005(10):71-109

   (作者单位:莆田广播电视台仙游记者站)

   责编: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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